九妹，透红的花蕾（2）

1952年，家里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妈妈和我同时当上了人民教师，全家搬到距市区15里的皋兰县的吊场，吃住和教学全在一座大院子里，我在离此20多里的盐场堡小学教小孩，离得远，不能经常回家，帮妈妈干家务的活，过早的转交给了信手。那时妈妈的工资不到50元，我挣30.50元 ，每月发了钱，留下15元伙食费，剩下的尽快的送回家，所以我每个月回一次家。弟妹们见了我特别高兴，我也和大家格外亲， 尤其是感受到信手在迅速长大，她早已不是小累赘，而成了我亲密的助手。半年后，我也调到妈妈教书的学校。

       有一个夏天的  中午，放学回到家，（那时已经搬到校外住了）大家都是又热又饿，围站在妈妈身后，等着吃她做的卤面，妈妈做好了一锅卤，端下了火炉，一转身，只听见“呀”的一声惨叫，不知怎么，一锅热汤全泼撒在信手的腿上，妈妈把锅一扔，忙拿抹布去擦，剪开了裤 腿看时，只见一条腿全烫红了，妈妈心疼得了不得，我们全傻了。过了一阵儿 再看时，只见擦过的地方，已没了皮，没擦着的地方，起了泡，当时在村里，缺医少药，妈妈只能找些偏方来治，记得有蛋清，香油等等，那一段时间，信手只能躺在席子上呆着，真难为了只有8岁的小九妹了。更难能可贵的是妹妹没哭过，也没喊过痛，只是默默的自己忍着那所有的痛苦，这里，妹妹表现了坚强，坚韧和善解人意，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做的这么好嘛？

      妹妹真的就这样在我的旁边，在欢乐和磨难中，长大了。

     55年那个不幸的春天，妈妈被确诊为直肠癌，妹妹和沙舟伴随妈妈回了北京，从此，妹妹负担着照顾重病的妈妈和年幼的沙舟，

替她所有的哥哥姐姐尽心尽力，沙舟说的话：“对我来说，姐姐和妈妈，我分不清。”这句叫人掉泪的话，不正是对当时情况的最恰当的描述吗？而那时，我已过早的成了“泼出去的水”，没能为妹妹分担什么。

     十年浩劫，天各一方，我和妹妹难得长聚，妹妹住在北京，继承了爸妈的责任。每次到妹妹家，都受到盛情款待，我的孩子说，小姨待人接物，性格脾气，是你们姊妹中最好的，我也有同感。现在妹妹已到花甲之年，我也将近古稀，我们彼此更加思念。当回忆过去时，发现妹妹的最美好的那段岁月，竟知之甚少，我在听着《九妹》这支歌时，自然浮想联翩，凭着星星点点的记忆，想象着那时九妹的风采，我确信，我的九妹永远是我心中那枝透红的花蕾！

•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骆驼巷和沙舟       

50 多年前的骆驼巷，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在兰州西哨门外，从小西湖往南走   两里地，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街，就是骆驼巷。它不很长，东头宽，过了10号大门以后，就变窄了，路南是山，山坡上有防空洞，路北才有住家。杨季明家是二十几号，我们还住过13号，最后住的是10号，沙舟就在这个院里出生。

10号院往东走，有几家小商店，紧挨着的是一家的外墙，那个院里有一棵高大的桑树，树枝伸到了马路上，信手就是在这棵树荫下，被马碰倒的。十号门前有一条向西北走的马路，有时有汽车从那里上山。

十号院挺大，有一个东院，院里的房子是新的，屋内是红漆木地板，红的柱子，雕花的窗，院里种了许多花，像是一位达官贵人的府邸，但不知这家跑到哪儿去了，现在住着解放军的机关。西院分成三进院，前院开一家磨面坊，（咱家也经营过几个月）中，后两院住着七八家，给东院执勤的战士，也住在这里。我家住北屋三间，一明两暗，冬天都挤在一间屋里。

1950年除夕，妈妈放下刚刚给我绱好的鞋，忍着临产前的阵痛，布置完该干的活，便躺下休息。我第一才被委以重任，带着新鲜劲，带着兴奋，开始一显身手：把煤炉烧的旺旺的，在火上架上洗脸盆，把剪子，一块白布，一条结实的白线，煮在盆里，……，30 分钟后，捞出来，晾在一边备者，这时，夜深了，信手早已进入梦乡，紫袖钻在被窝里缠着爸爸给我俩讲故事。我坐在方凳上，等待着。渐渐的，我也露出了睏劲，妈说，你也先睡吧。我便赶紧脱鞋上床，刚站到床沿上，妈突然大声说：“不行了，你快去叫人！”我跳下床，穿好衣服，就往外走，我知道那个小家伙马上要到了。我要去找的是一个开酱坊的河北老乡家的刘大娘，是事先约好的，她家住在16号。

我一路小跑着到了刘家，只见大娘正在梳头，我气喘嘘嘘的说明来意，大娘却说别急，一面慢条斯理的继续梳着那已经很整齐的头发，我都快急死了，又不好意思再催，好不容易的，我俩出了他家的门，她的一双小脚，慢慢的，终于到了我家，一进院，她听到了小孩的哭声，这才急了，三脚两步的进了屋，沙舟大声哭着两脚乱蹬，大娘麻利的处理完，不顾其他，忙把小生命揣到怀中，一面不停的念叨：“把我的小宝冻坏了，还是个大胖小子呢。”她用自己的体温暖着孩子。

  爸爸说：“这孩子命大，又生在骆驼巷，就叫骆驼吧。”他给贫困的家庭带来很多欢乐，爸爸有时把他顶到头上，有时把他扔的高高的，爸爸说：“别人叫落是落后的落，我家的骆是骆驼的骆。”话里透着无比的自豪。

  他渐渐长大了，也变的调皮了，我每天放学回家，一进大门，就总能听到他的哭声，妈妈说：“刚才还玩的好好的，知道你要回来了，他就哭，为了让你抱他。”我很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放学？什么时候该哭？

  那年暑假，我上了中学，整天不在家，白天妈妈又要干活，又要照顾他，实在忙不过来，开学半个月后，我就辍学回家，专职看着他了，直到他会走了，我才又去上学。

  冬天的晚上，每次给他脱了棉裤，该睡觉了，他都特别高兴，在床上又蹦又跳，不知是为什么，有一次，妈妈把棉裤腿翻了过来，仔细一看，原来裤筒里爬满了虱子，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可怜的他不会说话，挨了咬也没办法告诉别人，再看他的腿上，都咬的一片一片的红，把大家都心疼坏了。

到了北京，我们在同一所小学读书，紫袖能记得我演节目，连唱带跳舞，“树上小鸟啼，江畔帆影移”，我记得最深的是46年的儿童节。

那天，公园免费开放，一大早，我们三人（另一个是我的同班魏静敏）坐有轨电车去了中山公园。到了大门口就傻了，那么多的人都在挤，有进的，还有出的，我们拉手往里挤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被挤散了，进去了，只剩我和魏，紫袖不知到那去了，我俩急坏了，先在里边找，没有，又挤到大门外找，没有，再挤进去找，还是没有，就这么来回的找，已经到了傍晚，我俩没辙了，公园的人很少了，只好拖着一身疲惫往家走，我们没坐车，是还希望能在路上找到紫袖。一直到了胡同口，看见了爷爷，我一下子扑到爷爷的怀里大哭起来，说：我把弟弟丢了！爷爷说快别哭了，他早就到家了！我听了，又喜又气，弟弟没丢？太好了，不然，怎么交待！可是怎么没人去告诉我们？可怜我俩在公园着急的找了一天，始终没敢离开大门，公园里有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，这个节过的太窝囊了，不过，这是我记得的唯一的一个儿童节。

住在北池子，有一次，大人给了票，让去看电影（现在想可能他们要打牌，才这样做的），快到开演时间了，给我们叫了三轮，我和紫袖兴高彩烈的上了车，走到了西长安街，三轮车工人走的靠马路中间，忽然听到大汽车呼啸的声音，只见一辆军用大卡擦着我们的车飞驰而过，三轮车工人倒在了车左边，我俩跳在车右侧的马路上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，都不知道了，我们三人都没伤着，三轮车的左后轮被轧聾了。

去兰州时，曾在呼市（那时叫归绥）住了几天，天天没事，我和紫袖跑到破城墙头上，砸瓦片，自制棋子，砸园了，磨评了，光了，再贴上纸，写上车，马，炮等，画个棋盘，就可以下了，那时，我们都还不会下，我常常是当头炮，打了当头卒再架上重炮将吃老将，紫袖说我的棋厉害，真叫我无地自容。

说起做棋子，那做的多了，我们合作的好，也有生气的时候，记的有一次，我生气了威胁说要把刚做成的棋（纸质的）烧了，紫袖不说话，我就把棋子全扔到炉子里，真霸道！没过一会，和好了，又开始做下一副了。

在兰州，踢键子，花样很多，按触键子的部位，分里（脚内侧），外（脚外侧），杠（小腿前部），墩（屈腿膝上部），尖（脚面前部）落（墩了以后毽子落在脚面上），跳（将一只脚放在另一条腿后踢）。有一次和另一家赛，我俩输了，紫袖在家使劲练，还数着：一次一落，两次两落，三次两落... 类似打篮球统计几投几中，直到最后我们赢了，才罢休。

我俩干家务，有分工，我的活干不完，紫袖总帮我，或站在一边，直到我们把活干完，一块出去。

在北池子时，有一次，住在前面楼的李姓两兄妹把我打哭了，二哥和紫袖打到了李家，去给我“报仇”，

真如当今铁哥们!

紫袖和我在兰分手后，就再也没有了那样的机会，到现在，时隔56年，可是，闭上眼，紫袖依稀就在我旁边，我们还在一起，做我们喜欢的实事。我的视线模糊了，打住吧！

我比紫袖大两岁，而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俩一块长大。

在杨湾，我俩一起到外面，和村里的小孩们玩，在一家门前的台阶上，轮流往下跳，跳之前，要说一段歌谣，歌谣内容记不得了，只记得紫袖那时口齿不大清楚，就会唱“蹦，蹦，嘎”，把大家全唱乐了。

在眉县时，听妈妈唱甘露寺：老臣起奏说从头。恰好那时家里有一位勤务兵老陈，紫袖一见他就唱老陈起走...，老陈假装生气地噘着嘴就走，我俩就开心的大笑起来。

紫袖小时候的老实厚道是人人皆知的。冬天起床后到院里玩，妈妈怕他冷，就嘱咐他在西墙根晒着玩，到吃午饭了，去叫他，只见他满头大汗的还在那晒呢，问他时，他却反问：不是你让我晒着玩吗？那时我们姐弟三个睡一个炕，紫袖和老八在一个被筒里分睡两头，老八还小，免不了尿床，尿湿了，也不吭气，就要求和哥哥换地睡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那时卫生条件差，我和弟弟长了满脑袋黄水疮，为了根治，妈妈把我们的头发全剪光了，每次换药，还要把硬痂全掀掉，疼的我们哇哇叫，后来紫袖特别怕理发。客人来串门，故意逗玩的说：今天我带来一把新刀，来，我给你剃个头...，不等客人把话说完，紫袖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客人不走，他决不回来。每每这时，就是我们俩跑到外面玩个够。

有一次，妈妈在油灯下搓棉条，纺棉线，我在旁边淘气，把棉花烧着了，趁乱我赶紧往外边跑，外面很黑，我很怕，一回头，见紫袖跟在后边，我特高兴。那一晚，我俩坐在大门外，一直等到大人们睡着了，才敢回家睡觉。

    到了西安，都上学了，我还带着紫袖淘气呢。一次上学路上，我们跟着大孩子去爬城墙。西安的城墙很高，我们沿着别人走的脚印慢慢爬，快到顶了，有一段直上直下的台，紫袖把我推顶了上去，我趴在上边拉他，却怎么也拉不上去，终于松开了手，紫袖滑了下去，我也像坐滑梯一般下去了。紫袖摔的不轻，脸划了一道，衣服也刮破了，那一天我们坐在一起，费尽心思的想的全是怎么躲过妈的这顿打，早已顾不得痛了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，但精神生活还是多彩的。爸妈就是我取之不竭的宝库，凄美的孟姜女，刘兰芝，悲壮的“风啸啸兮易水寒”，那么多的故事都是他们先讲给我们的。很多年后，我偶然读到了有关的书，惊奇的发现他们所讲的细节都是十分准确，令我感慨万千，可惜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太少，太短，不然我也能学会围棋，也不会这么浅薄了。

爸妈都喜爱戏曲，妈会唱京剧，在三官庙时，曾有几个朋友到家来，有拉胡琴的，有唱的，妈唱老生，武家坡，四郎探母，玉堂春等等，爸爸会唱河北梆子，如蝴蝶杯：江边有条打鱼的船，打鱼的女子船头站哪，......，爸爸还认为京戏的词有的写的不好，比如刘瑾唱的“将尔的人头挂在高杆”一句，如果是骂他，可以说是“狗头”，既然是“尔的”，还特提出是人头，岂不多余？但妈妈说爸爸不是真懂，加一个“人”字，是行腔的需要......，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，就会笑起来，那是多好的日子啊！

因为年纪小，对于父母的理解是很浮浅的，长大了，回过头再想，就感到懂得多一点了。当年爸爸在讲到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时，连想到当时的处境（姥爷去世的消息，就是在几个月后，才收到信的），肯定是很沉重的，而讲到“座中泣下谁最多，江州司马青衫湿'时，也许就想起了自己。

爸爸的心思，也许都写在那首诗里，其中”雕虫可恨无长技，倚马谁曾试万言',流露出不得志的怨气。爸爸很聪明，学识渊博，写的文章，不论是那神采飞扬的字，还是华丽优美的内容，都可以从来自到家里来的客人称赞的话语里知道，那时我也觉得挺骄傲，我的爸爸多棒！妈妈曾说过：你爸爸给詹朝阳当秘书，他离了你爸就不行！妈很欣赏爸爸。

解放前夕，爸爸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书，听说是一个白俄写的，书中讲了苏联肃反的事，使爸爸的恐惧更加严重，乃至早已参加革命的姐姐也没帮了他，使他受了很多苦。爸爸是个读书人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他学会了好多本领。他受雇跟着几辆马车到几百里地远的村里去买小麦，装上车，拉回来，来回要有十天左右。爸爸负责找货源，谈价，验货，过秤......，他跟车去矿上拉煤，拉土，作成煤砖，再卖出去，他到小西湖的车厂去租交通马车，然后赶着车，往返在小西湖到中央广场之间，天黑了，他交了车，顺路买回棒子面，家里要等他回来，才能做晚饭，他赶着毛驴，推磨，加工粮食，挣点加工费和麸子，为了按时加工完，爸妈需要起五更忙到半夜，那时，我住校，周六走十几里赶到家，帮他们忙到周一才回校，但并没觉得有多苦，这样的日子后来也过不成了。

爸爸比妈妈大十四岁，但他俩感情非常好，为小事可能会吵起来，在大事上都是互相支持，从无怨言。八年抗战期间，爸爸要随单位走，有几个孩子，妈妈都管起来，有多难，有多苦，没听妈妈向爸爸抱怨过，妈妈脾气大，常打我们，挨过打，爸爸会把孩子拉到一边去哄，替妈妈解释一下。在最后一次，爸爸可以远走高飞，但爸爸选择了留下。

我敬佩爸爸，我爱爸爸，关于爸爸的话题，永远说不完．

爸爸兄弟四个，我猜可能爸爸是最聪明的，所以家里一直供他上了大学。我在天津上的学校和爸爸就读的北洋大学为邻，曾前去瞻仰，遗憾的是只见到一座被弃用的大门上方依稀可辨的<北洋大学>四个字，别的什么都没留下。

爸爸学的是法律，干的最久的是秘书。我记事开始，爸爸就是秘书。在杨湾时，我曾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过一次，记得那是在一座大庙里，有条石的台阶，有红色的很粗的柱子。到他上班的地方去找他，这是仅有的一次。印象中，只在爸爸不上班了，才有机会和我们在一起，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，我们到河边去玩水，挖芦根（那是八弟出疹子，妈给爸的任务），最有趣的是和爸爸一同去逮蛐蛐，我们拿着铁通条，水壶等家伙，跟在爸的后面，走到坟地或是土岗下，蹲下来等着。爸爸扒开草丛，找到洞口，就让灌水，只见先出来一只，是只三尾（音yi）儿（雌的），再等一会儿，雄蛐蛐才出来，这时爸爸一定要亲自动手，逮住它，装在事先备好的纸筒里，带回家。爸爸对蛐蛐的爱可以说已到达“痴”的境界，比如他的蛐蛐全有名子：美髯公，黑旋风，豹子头等等，他的蛐蛐罐内是三合土捣实的，这些都需他自己弄，每个罐内都给配上雌蛐蛐，更有甚者，他不舍的让蛐蛐相斗，只是欣赏它们的歌唱，他的蛐蛐要比野生的活的时间长多了。

爸爸另一个爱好是养花，第一喜欢是菊花，第二喜欢是梅花，他养的花开的特别好，而且也都起名子，有二乔，有虎头，爸爸养花养出了意境。

爸爸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的，是他那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修养。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，我们受用一生。在我还没到上学年龄的时候，爸爸就逐字逐句给我讲琵琶行，讲杜甫的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，还有《诗经》、《史记》等书中的故事，以及许多经典著作的内容，我在学校没学过古文，这方面的知识和兴趣全是爸爸培养的。

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她有风湿性心脏病，还有二尖瓣闭锁不全，这好像是先天性的心脏病。如果真是这样，真不知那八年的战乱，颠沛流离的岁月是怎麽熬过来的！

50年以后，妈妈常常犯病，也许是累着了，也许是生气，她就感觉不好，犯病时，不让碰她，可以看到她的脸色腊黄，出虚汗，闭着眼躺下，几分钟后，症状得到缓解，示意给她盖上被子，她需要睡一，两个小时，才能完全恢复。现在想来，这可能就是心绞痛发作，但没见她用过药。

50年的夏天，她得了风湿性关节炎，两膝红肿，疼痛难忍，不能下地，解放军的张医生来家给她看病，开了药方，我几乎跑遍兰州城去买药，不记得是什麽药，竟这么难求?但，妈妈的病渐渐好起来了，真佩服她与疾病战斗的本事！也可以说妈妈是多病的身体，钢铁的意志！

当老师以后，妈妈操心又费力，身体越来越差，那时享受公费医疗，经济状况也好了些，妈妈住进医院。

起初，是去做痣疮手术。这病已经折磨她很多年了，成天大量便血，极大的消耗着她的体力，她希望手术后会恢复健康。手术相当成功，但她还在便血，医生给她做进一步检查，发现妈的直肠内长满了菜花状物，那就是可怕的癌！医生让妈妈叫家属到医院来一下。妈妈已经明白了，她说：“不必叫家属了，请你直接和我说吧！你知道吗，到医院来的那个女孩，就是我的家属，能和她商量着麽大的事么？”于是医生违规的直接与一个危重病人讨论起进一步的治疗......

妈妈带着医生的诊断，从医院直接去了县政府，找到了当年录用了我们的科长，那位科长非常同情妈妈，当即答应借给两千元，让妈妈到北京去找最好的医生把病治好。于是就有了全家重回北京和以后的一切......

妈妈没动手术，是因为医生告诉她，不做手术可活一两年，做了手术能活两三年......，而那时是1955年的夏天，爸爸66年12月就要回来了。妈妈的决定是对的。

妈妈是不幸的，经历的苦难太多太多；妈妈又是伟大的，她养育了我们，用她那病弱的身躯为我们遮风挡雨；妈妈在各个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多，我感谢妈妈！

记的妈妈去世后，紫袖问我有没有遗憾，几十年的时光让我知道，遗憾太多了，最主要的，就是我没能报答她，那怕是一点点......

妈妈最好的朋友是她的姑舅表姐乔凤文，我们叫她“五姨”。她是河间数的着的美人，五姨父是富家子弟，在北京城里买了房产，一个大的四合院五姨夫曾和爸爸共事，两家关系一直不错．

离开北京后，在呼和浩特滞留，等信.后来收到兰州的信，才下决心去了兰州，来信人是爸，妈的同学：李硕民和李素石．男的在铁路部门，女的是小学老师．刚见面还算热情，一周后，就借口房子小，下了逐客令，此后，再没见过面。

我们应邀又住到了骆驼巷．这家人，男的叫杨季明，是私企的厂长，女的叫刘纪莹，在家带孩子．住下后，妈妈洗衣服，做饭，什麽都干，刘纪莹借口孩子小，啥也不干，显然把妈妈当成了佣人，最不能接受的是那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。终于有一天，妈妈和那女的吵翻了。那时，附近的驻军撤了，有很多空房，我们就搬出了杨家。那个院子可大了，种着好多花，有好多小孩来和我们一起玩捉迷藏，打仗，撒欢，可高兴了。

如果不是兰州人的邀请，这辈子也许就到不了兰州，也就没有了以后那些刻骨铭心的事，所以我不会忘记他（她）们！

妈妈的爱，无处不在，说一些小事。我们小时候都是穿妈妈做的鞋。做鞋是针线活里最麻烦的，要把破布打成夹纸，再按脚的大小，剪鞋底，鞋帮，衲鞋底，缝鞋帮，再绱到一起。家里这么多人，都要穿妈妈做的鞋。那时我很淘气，上树、爬墙，新鞋穿不了几天，就把鞋底磨个窟窿，或是鞋帮露了脚趾头，气得妈打我一顿，还规定一双鞋穿不了一个月，就要挨打，光脚丫还不行。逼得我偷偷把鞋穿到大门口，脱下来藏起来，再光脚跑出去玩儿。就这样，被她知道了也少不了挨打。

在骆驼巷时，妈妈给人家做鞋，挣钱糊口，沙舟出生那天，是腊月三十，为给人家赶活，给我做的鞋，还有一只没上好，妈妈忍着肚子的阵痛，给我上鞋，记得那是一双沿着红边的鞋，很漂亮，我特喜欢，我穿着新鞋过年，别提多高兴了。但是，当我做了母亲，才更深的体会到妈妈对我的爱，妈妈的付出太大了。

妈妈回北京以后的第一个冬天，我和弟弟在兰州收到了妈妈寄来的一双棉鞋，鞋里面还装了一些五香花生豆，我们俩一边吃一边哭，当时还只是想念妈妈，后来知道了妈妈在北京的情况，内疚和感激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，妈妈忍受着巨大的痛苦，把她的爱全给了我们，却没有等到我们给她的回报……

妈妈的毅力和聪明才智，使她在任何困难面前，从不退缩。

刚到窵场当老师时，并未被村民们看好。那时村中的一个老秀才在学校教书，妈妈取代了他，他心中不满，就在背后说一些瞧不起妈妈的坏话。时间不长，有一件事让他改变了态度。那秀才曾给一个学生起名叫刘淦，却将淦（gàn)读成了淦（xīn)。妈妈上课点名：刘淦（gàn),同学们全笑了，说妈妈读错了，是刘淦（xīn)！妈妈告诉同学，这字就是念淦（gàn)，并找来字典证明。此事在村里传开了，引起很大震动：新来的女老师，水平高！那位老秀才也逢人便夸赞妈妈学问大。那个学生后来把名字改为刘鑫了。

妈妈的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！柳体，平时有很多学生来请妈妈为他们写仿格，到了腊月，快过年的时候，还会有很多老乡来求妈妈给写春联，妈妈虽然写得很累，但心里很高兴！

妈妈工作的学校是个初级小学，只有一至四年级的设置，因为学生数量少，四个年级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，老师采用复式教学，一个人，语文，数学，甚至体，音，美全教。后来学生越来越多，一个教室盛不下，妈妈就把住房腾出来做教室，全家挤在角落里的一间小屋，再后来，老师也多了，由一位增加到五位，把我也从40里外调了来，我们住的小屋成了办公室，我们家搬出了学校，先住在刘鑫家，因他哥娶媳妇，就又搬到崔秀珍家的好多年没人敢住的“凶宅”。

学生多了，桌椅不够，乡政府解决不了，妈妈找人把学校院里的百年的柏树锯倒了做桌椅，为这事还挨了通报批评。但妈妈不在乎，反正学生没桌椅不行。

妈妈把办好学校，当成是自己的事来办，短短一两年，学校发展很快，学生也增加了好几倍！可妈妈却累病了。

今年的4月7号（农历三月初九），是妈妈93岁诞辰。妈妈的许多往事，似乎就发生在昨天。写出来作为纪念。

妈妈是河间城里人，她父亲在一家煤厂当帐房先生，家里有两个哥哥，家境还可以。不幸的是她很小便失去了母亲，和哥嫂生活在一起，因为受不了他们的气，后来就搬到姥姥家去住。姥姥家有一个五表姐乔凤文，和妈妈像亲姐妹，这种情谊陪伴妈妈一生。

妈妈是简易师范（相当初中)毕业，十几岁便参加社会活动，据说担任过县妇女委员。结婚后，因为生了我们，因为战乱，因为经管一个庞大的家……，妈妈好长时间没有工作。直到51年底，爸爸走后，家里没有任何收入，生活陷入绝境，有段日子只能靠卖东西度日，最后连烧水的水壶都卖了。那时我刚上初二，为了照顾家里只能休学准备找工作。但谈何容易，可以说为了找工作四处碰壁。因为在兰州举目无亲，投靠无门，最后去找了我小学的老师张辉明，他人很好，写了个条，让我去教育局问问，看要不要老师。到那一问，人家说：“要，但是你不行，你初中都没毕业......”没等他说完，我扭头就走，眼泪不自觉流了出来。

妈妈听了我的事，觉得还有希望，她又去了，也不行。妈妈往回走时，忽然见到了皋兰县政府的牌子，便迳直走了进去。

因为皋兰县包围着兰州市，所以县政府就设在兰州市内。县里刚刚进行了土改，农民生活提高了，都把孩子送去上学，特需要老师！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和妈妈都被录用了！

这件事让我更加佩服妈妈，如果没有妈妈的闯劲，哪能有这样的结果？以后的日子虽仍然清苦，我们已经很知足了。

按八弟的年龄推算，我们是43年秋天到的眉县，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到达时的情况和所住村的村名了，只是记得是眉县的一个小村庄。

从地图上查看方知眉县地处陕西和甘肃的交界上，当年日本人没有进入陕西，因此在眉县生活相对比较安定，用不着再过那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了，只是有家不能回。

我们住的农家院落很大，种了好几棵树，在一棵梧桐树下搭了一个土台，爸爸和一个叫代翔如的伯伯在那个台子上品茶、下棋。代伯伯人很潇洒，常吟诗，字也写得很好，和爸爸非常像 。

在眉县时还曾和大哥有过短暂的相聚，大哥当时在陕西城固上学，暑假到眉县来，常和一个叫安琪的大姐姐在一块，不知他们是不是恋人？

在樊村，因为离日本人的驻地—洛宁县城只有几里地，站在高处就可以看到，所以只要看见鬼子出城，人们就不敢再待在家里，而是拉着孩子，带着包袱跑到村外的庄稼地里躲起来。欣哥因为行动不变，妈妈只能让他自己躺在屋里，有时候需要独自躺一天。

在“樊村遇险”里提到的那次鬼子进村，欣哥就是一直在屋子里躺着，亲眼看见好几拨日本人和汉奸进来翻东西，把所有值点钱的都拿走了，连被面都给扯下来。也许因为他是个孩子，又瘦，所以没有伤害他。

到了眉县不久，欣哥的病就越来越重。如果是现在，这个病还是可以医治的。可在那时候，治这种病的药都是靠进口，因为战乱和日本人的封锁，根本无法找到！终于在1944年的秋天，欣哥被结核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……我现在还能记起他那消瘦的面孔和眼睛里流露出的痛苦表情。

下葬的那天，爸爸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（我、小七、小八），还有一些别的人（可能是朋友或是村里的）都去了，欣哥的坟就在离村不远的一片草地上，不大的坟前立着一块木制的碑，上面写着“刘钦若之墓”，依稀记得是用毛笔写的楷书，欣哥就永远的长眠在那里。

爸爸妈妈站在坟前悲伤的哭了很久，尤其是妈妈更是万分悲痛。爸爸忍着泪劝妈妈：别哭了，回家吧！可说着话他的眼泪又流下来。我们几个就站在他们身边，我还能记得妈妈被风吹乱的灰白的头发和哭得红肿的眼。直到天快黑了，妈妈才在爸爸的搀扶之下几步一回头，难舍难分的离开了欣哥的墓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