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比紫袖大两岁，而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俩一块长大。

在杨湾，我俩一起到外面，和村里的小孩们玩，在一家门前的台阶上，轮流往下跳，跳之前，要说一段歌谣，歌谣内容记不得了，只记得紫袖那时口齿不大清楚，就会唱“蹦，蹦，嘎”，把大家全唱乐了。

在眉县时，听妈妈唱甘露寺：老臣起奏说从头。恰好那时家里有一位勤务兵老陈，紫袖一见他就唱老陈起走...，老陈假装生气地噘着嘴就走，我俩就开心的大笑起来。

紫袖小时候的老实厚道是人人皆知的。冬天起床后到院里玩，妈妈怕他冷，就嘱咐他在西墙根晒着玩，到吃午饭了，去叫他，只见他满头大汗的还在那晒呢，问他时，他却反问：不是你让我晒着玩吗？那时我们姐弟三个睡一个炕，紫袖和老八在一个被筒里分睡两头，老八还小，免不了尿床，尿湿了，也不吭气，就要求和哥哥换地睡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那时卫生条件差，我和弟弟长了满脑袋黄水疮，为了根治，妈妈把我们的头发全剪光了，每次换药，还要把硬痂全掀掉，疼的我们哇哇叫，后来紫袖特别怕理发。客人来串门，故意逗玩的说：今天我带来一把新刀，来，我给你剃个头...，不等客人把话说完，紫袖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客人不走，他决不回来。每每这时，就是我们俩跑到外面玩个够。

有一次，妈妈在油灯下搓棉条，纺棉线，我在旁边淘气，把棉花烧着了，趁乱我赶紧往外边跑，外面很黑，我很怕，一回头，见紫袖跟在后边，我特高兴。那一晚，我俩坐在大门外，一直等到大人们睡着了，才敢回家睡觉。

    到了西安，都上学了，我还带着紫袖淘气呢。一次上学路上，我们跟着大孩子去爬城墙。西安的城墙很高，我们沿着别人走的脚印慢慢爬，快到顶了，有一段直上直下的台，紫袖把我推顶了上去，我趴在上边拉他，却怎么也拉不上去，终于松开了手，紫袖滑了下去，我也像坐滑梯一般下去了。紫袖摔的不轻，脸划了一道，衣服也刮破了，那一天我们坐在一起，费尽心思的想的全是怎么躲过妈的这顿打，早已顾不得痛了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，但精神生活还是多彩的。爸妈就是我取之不竭的宝库，凄美的孟姜女，刘兰芝，悲壮的“风啸啸兮易水寒”，那么多的故事都是他们先讲给我们的。很多年后，我偶然读到了有关的书，惊奇的发现他们所讲的细节都是十分准确，令我感慨万千，可惜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太少，太短，不然我也能学会围棋，也不会这么浅薄了。

爸妈都喜爱戏曲，妈会唱京剧，在三官庙时，曾有几个朋友到家来，有拉胡琴的，有唱的，妈唱老生，武家坡，四郎探母，玉堂春等等，爸爸会唱河北梆子，如蝴蝶杯：江边有条打鱼的船，打鱼的女子船头站哪，......，爸爸还认为京戏的词有的写的不好，比如刘瑾唱的“将尔的人头挂在高杆”一句，如果是骂他，可以说是“狗头”，既然是“尔的”，还特提出是人头，岂不多余？但妈妈说爸爸不是真懂，加一个“人”字，是行腔的需要......，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，就会笑起来，那是多好的日子啊！

因为年纪小，对于父母的理解是很浮浅的，长大了，回过头再想，就感到懂得多一点了。当年爸爸在讲到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时，连想到当时的处境（姥爷去世的消息，就是在几个月后，才收到信的），肯定是很沉重的，而讲到“座中泣下谁最多，江州司马青衫湿'时，也许就想起了自己。

爸爸的心思，也许都写在那首诗里，其中”雕虫可恨无长技，倚马谁曾试万言',流露出不得志的怨气。爸爸很聪明，学识渊博，写的文章，不论是那神采飞扬的字，还是华丽优美的内容，都可以从来自到家里来的客人称赞的话语里知道，那时我也觉得挺骄傲，我的爸爸多棒！妈妈曾说过：你爸爸给詹朝阳当秘书，他离了你爸就不行！妈很欣赏爸爸。

解放前夕，爸爸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书，听说是一个白俄写的，书中讲了苏联肃反的事，使爸爸的恐惧更加严重，乃至早已参加革命的姐姐也没帮了他，使他受了很多苦。爸爸是个读书人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他学会了好多本领。他受雇跟着几辆马车到几百里地远的村里去买小麦，装上车，拉回来，来回要有十天左右。爸爸负责找货源，谈价，验货，过秤......，他跟车去矿上拉煤，拉土，作成煤砖，再卖出去，他到小西湖的车厂去租交通马车，然后赶着车，往返在小西湖到中央广场之间，天黑了，他交了车，顺路买回棒子面，家里要等他回来，才能做晚饭，他赶着毛驴，推磨，加工粮食，挣点加工费和麸子，为了按时加工完，爸妈需要起五更忙到半夜，那时，我住校，周六走十几里赶到家，帮他们忙到周一才回校，但并没觉得有多苦，这样的日子后来也过不成了。

爸爸比妈妈大十四岁，但他俩感情非常好，为小事可能会吵起来，在大事上都是互相支持，从无怨言。八年抗战期间，爸爸要随单位走，有几个孩子，妈妈都管起来，有多难，有多苦，没听妈妈向爸爸抱怨过，妈妈脾气大，常打我们，挨过打，爸爸会把孩子拉到一边去哄，替妈妈解释一下。在最后一次，爸爸可以远走高飞，但爸爸选择了留下。

我敬佩爸爸，我爱爸爸，关于爸爸的话题，永远说不完．

爸爸兄弟四个，我猜可能爸爸是最聪明的，所以家里一直供他上了大学。我在天津上的学校和爸爸就读的北洋大学为邻，曾前去瞻仰，遗憾的是只见到一座被弃用的大门上方依稀可辨的<北洋大学>四个字，别的什么都没留下。

爸爸学的是法律，干的最久的是秘书。我记事开始，爸爸就是秘书。在杨湾时，我曾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过一次，记得那是在一座大庙里，有条石的台阶，有红色的很粗的柱子。到他上班的地方去找他，这是仅有的一次。印象中，只在爸爸不上班了，才有机会和我们在一起，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，我们到河边去玩水，挖芦根（那是八弟出疹子，妈给爸的任务），最有趣的是和爸爸一同去逮蛐蛐，我们拿着铁通条，水壶等家伙，跟在爸的后面，走到坟地或是土岗下，蹲下来等着。爸爸扒开草丛，找到洞口，就让灌水，只见先出来一只，是只三尾（音yi）儿（雌的），再等一会儿，雄蛐蛐才出来，这时爸爸一定要亲自动手，逮住它，装在事先备好的纸筒里，带回家。爸爸对蛐蛐的爱可以说已到达“痴”的境界，比如他的蛐蛐全有名子：美髯公，黑旋风，豹子头等等，他的蛐蛐罐内是三合土捣实的，这些都需他自己弄，每个罐内都给配上雌蛐蛐，更有甚者，他不舍的让蛐蛐相斗，只是欣赏它们的歌唱，他的蛐蛐要比野生的活的时间长多了。

爸爸另一个爱好是养花，第一喜欢是菊花，第二喜欢是梅花，他养的花开的特别好，而且也都起名子，有二乔，有虎头，爸爸养花养出了意境。

爸爸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的，是他那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修养。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，我们受用一生。在我还没到上学年龄的时候，爸爸就逐字逐句给我讲琵琶行，讲杜甫的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，还有《诗经》、《史记》等书中的故事，以及许多经典著作的内容，我在学校没学过古文，这方面的知识和兴趣全是爸爸培养的。

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她有风湿性心脏病，还有二尖瓣闭锁不全，这好像是先天性的心脏病。如果真是这样，真不知那八年的战乱，颠沛流离的岁月是怎麽熬过来的！

50年以后，妈妈常常犯病，也许是累着了，也许是生气，她就感觉不好，犯病时，不让碰她，可以看到她的脸色腊黄，出虚汗，闭着眼躺下，几分钟后，症状得到缓解，示意给她盖上被子，她需要睡一，两个小时，才能完全恢复。现在想来，这可能就是心绞痛发作，但没见她用过药。

50年的夏天，她得了风湿性关节炎，两膝红肿，疼痛难忍，不能下地，解放军的张医生来家给她看病，开了药方，我几乎跑遍兰州城去买药，不记得是什麽药，竟这么难求?但，妈妈的病渐渐好起来了，真佩服她与疾病战斗的本事！也可以说妈妈是多病的身体，钢铁的意志！

当老师以后，妈妈操心又费力，身体越来越差，那时享受公费医疗，经济状况也好了些，妈妈住进医院。

起初，是去做痣疮手术。这病已经折磨她很多年了，成天大量便血，极大的消耗着她的体力，她希望手术后会恢复健康。手术相当成功，但她还在便血，医生给她做进一步检查，发现妈的直肠内长满了菜花状物，那就是可怕的癌！医生让妈妈叫家属到医院来一下。妈妈已经明白了，她说：“不必叫家属了，请你直接和我说吧！你知道吗，到医院来的那个女孩，就是我的家属，能和她商量着麽大的事么？”于是医生违规的直接与一个危重病人讨论起进一步的治疗......

妈妈带着医生的诊断，从医院直接去了县政府，找到了当年录用了我们的科长，那位科长非常同情妈妈，当即答应借给两千元，让妈妈到北京去找最好的医生把病治好。于是就有了全家重回北京和以后的一切......

妈妈没动手术，是因为医生告诉她，不做手术可活一两年，做了手术能活两三年......，而那时是1955年的夏天，爸爸66年12月就要回来了。妈妈的决定是对的。

妈妈是不幸的，经历的苦难太多太多；妈妈又是伟大的，她养育了我们，用她那病弱的身躯为我们遮风挡雨；妈妈在各个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多，我感谢妈妈！

记的妈妈去世后，紫袖问我有没有遗憾，几十年的时光让我知道，遗憾太多了，最主要的，就是我没能报答她，那怕是一点点......

妈妈最好的朋友是她的姑舅表姐乔凤文，我们叫她“五姨”。她是河间数的着的美人，五姨父是富家子弟，在北京城里买了房产，一个大的四合院五姨夫曾和爸爸共事，两家关系一直不错．

离开北京后，在呼和浩特滞留，等信.后来收到兰州的信，才下决心去了兰州，来信人是爸，妈的同学：李硕民和李素石．男的在铁路部门，女的是小学老师．刚见面还算热情，一周后，就借口房子小，下了逐客令，此后，再没见过面。

我们应邀又住到了骆驼巷．这家人，男的叫杨季明，是私企的厂长，女的叫刘纪莹，在家带孩子．住下后，妈妈洗衣服，做饭，什麽都干，刘纪莹借口孩子小，啥也不干，显然把妈妈当成了佣人，最不能接受的是那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。终于有一天，妈妈和那女的吵翻了。那时，附近的驻军撤了，有很多空房，我们就搬出了杨家。那个院子可大了，种着好多花，有好多小孩来和我们一起玩捉迷藏，打仗，撒欢，可高兴了。

如果不是兰州人的邀请，这辈子也许就到不了兰州，也就没有了以后那些刻骨铭心的事，所以我不会忘记他（她）们！

妈妈的爱，无处不在，说一些小事。我们小时候都是穿妈妈做的鞋。做鞋是针线活里最麻烦的，要把破布打成夹纸，再按脚的大小，剪鞋底，鞋帮，衲鞋底，缝鞋帮，再绱到一起。家里这么多人，都要穿妈妈做的鞋。那时我很淘气，上树、爬墙，新鞋穿不了几天，就把鞋底磨个窟窿，或是鞋帮露了脚趾头，气得妈打我一顿，还规定一双鞋穿不了一个月，就要挨打，光脚丫还不行。逼得我偷偷把鞋穿到大门口，脱下来藏起来，再光脚跑出去玩儿。就这样，被她知道了也少不了挨打。

在骆驼巷时，妈妈给人家做鞋，挣钱糊口，沙舟出生那天，是腊月三十，为给人家赶活，给我做的鞋，还有一只没上好，妈妈忍着肚子的阵痛，给我上鞋，记得那是一双沿着红边的鞋，很漂亮，我特喜欢，我穿着新鞋过年，别提多高兴了。但是，当我做了母亲，才更深的体会到妈妈对我的爱，妈妈的付出太大了。

妈妈回北京以后的第一个冬天，我和弟弟在兰州收到了妈妈寄来的一双棉鞋，鞋里面还装了一些五香花生豆，我们俩一边吃一边哭，当时还只是想念妈妈，后来知道了妈妈在北京的情况，内疚和感激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，妈妈忍受着巨大的痛苦，把她的爱全给了我们，却没有等到我们给她的回报……

妈妈的毅力和聪明才智，使她在任何困难面前，从不退缩。

刚到窵场当老师时，并未被村民们看好。那时村中的一个老秀才在学校教书，妈妈取代了他，他心中不满，就在背后说一些瞧不起妈妈的坏话。时间不长，有一件事让他改变了态度。那秀才曾给一个学生起名叫刘淦，却将淦（gàn)读成了淦（xīn)。妈妈上课点名：刘淦（gàn),同学们全笑了，说妈妈读错了，是刘淦（xīn)！妈妈告诉同学，这字就是念淦（gàn)，并找来字典证明。此事在村里传开了，引起很大震动：新来的女老师，水平高！那位老秀才也逢人便夸赞妈妈学问大。那个学生后来把名字改为刘鑫了。

妈妈的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！柳体，平时有很多学生来请妈妈为他们写仿格，到了腊月，快过年的时候，还会有很多老乡来求妈妈给写春联，妈妈虽然写得很累，但心里很高兴！

妈妈工作的学校是个初级小学，只有一至四年级的设置，因为学生数量少，四个年级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，老师采用复式教学，一个人，语文，数学，甚至体，音，美全教。后来学生越来越多，一个教室盛不下，妈妈就把住房腾出来做教室，全家挤在角落里的一间小屋，再后来，老师也多了，由一位增加到五位，把我也从40里外调了来，我们住的小屋成了办公室，我们家搬出了学校，先住在刘鑫家，因他哥娶媳妇，就又搬到崔秀珍家的好多年没人敢住的“凶宅”。

学生多了，桌椅不够，乡政府解决不了，妈妈找人把学校院里的百年的柏树锯倒了做桌椅，为这事还挨了通报批评。但妈妈不在乎，反正学生没桌椅不行。

妈妈把办好学校，当成是自己的事来办，短短一两年，学校发展很快，学生也增加了好几倍！可妈妈却累病了。

今年的4月7号（农历三月初九），是妈妈93岁诞辰。妈妈的许多往事，似乎就发生在昨天。写出来作为纪念。

妈妈是河间城里人，她父亲在一家煤厂当帐房先生，家里有两个哥哥，家境还可以。不幸的是她很小便失去了母亲，和哥嫂生活在一起，因为受不了他们的气，后来就搬到姥姥家去住。姥姥家有一个五表姐乔凤文，和妈妈像亲姐妹，这种情谊陪伴妈妈一生。

妈妈是简易师范（相当初中)毕业，十几岁便参加社会活动，据说担任过县妇女委员。结婚后，因为生了我们，因为战乱，因为经管一个庞大的家……，妈妈好长时间没有工作。直到51年底，爸爸走后，家里没有任何收入，生活陷入绝境，有段日子只能靠卖东西度日，最后连烧水的水壶都卖了。那时我刚上初二，为了照顾家里只能休学准备找工作。但谈何容易，可以说为了找工作四处碰壁。因为在兰州举目无亲，投靠无门，最后去找了我小学的老师张辉明，他人很好，写了个条，让我去教育局问问，看要不要老师。到那一问，人家说：“要，但是你不行，你初中都没毕业......”没等他说完，我扭头就走，眼泪不自觉流了出来。

妈妈听了我的事，觉得还有希望，她又去了，也不行。妈妈往回走时，忽然见到了皋兰县政府的牌子，便迳直走了进去。

因为皋兰县包围着兰州市，所以县政府就设在兰州市内。县里刚刚进行了土改，农民生活提高了，都把孩子送去上学，特需要老师！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和妈妈都被录用了！

这件事让我更加佩服妈妈，如果没有妈妈的闯劲，哪能有这样的结果？以后的日子虽仍然清苦，我们已经很知足了。

按八弟的年龄推算，我们是43年秋天到的眉县，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到达时的情况和所住村的村名了，只是记得是眉县的一个小村庄。

从地图上查看方知眉县地处陕西和甘肃的交界上，当年日本人没有进入陕西，因此在眉县生活相对比较安定，用不着再过那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了，只是有家不能回。

我们住的农家院落很大，种了好几棵树，在一棵梧桐树下搭了一个土台，爸爸和一个叫代翔如的伯伯在那个台子上品茶、下棋。代伯伯人很潇洒，常吟诗，字也写得很好，和爸爸非常像 。

在眉县时还曾和大哥有过短暂的相聚，大哥当时在陕西城固上学，暑假到眉县来，常和一个叫安琪的大姐姐在一块，不知他们是不是恋人？

在樊村，因为离日本人的驻地—洛宁县城只有几里地，站在高处就可以看到，所以只要看见鬼子出城，人们就不敢再待在家里，而是拉着孩子，带着包袱跑到村外的庄稼地里躲起来。欣哥因为行动不变，妈妈只能让他自己躺在屋里，有时候需要独自躺一天。

在“樊村遇险”里提到的那次鬼子进村，欣哥就是一直在屋子里躺着，亲眼看见好几拨日本人和汉奸进来翻东西，把所有值点钱的都拿走了，连被面都给扯下来。也许因为他是个孩子，又瘦，所以没有伤害他。

到了眉县不久，欣哥的病就越来越重。如果是现在，这个病还是可以医治的。可在那时候，治这种病的药都是靠进口，因为战乱和日本人的封锁，根本无法找到！终于在1944年的秋天，欣哥被结核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……我现在还能记起他那消瘦的面孔和眼睛里流露出的痛苦表情。

下葬的那天，爸爸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（我、小七、小八），还有一些别的人（可能是朋友或是村里的）都去了，欣哥的坟就在离村不远的一片草地上，不大的坟前立着一块木制的碑，上面写着“刘钦若之墓”，依稀记得是用毛笔写的楷书，欣哥就永远的长眠在那里。

爸爸妈妈站在坟前悲伤的哭了很久，尤其是妈妈更是万分悲痛。爸爸忍着泪劝妈妈：别哭了，回家吧！可说着话他的眼泪又流下来。我们几个就站在他们身边，我还能记得妈妈被风吹乱的灰白的头发和哭得红肿的眼。直到天快黑了，妈妈才在爸爸的搀扶之下几步一回头，难舍难分的离开了欣哥的墓地。

1941年秋天全家在杨湾住的时候，欣哥已经能读长篇小说了，还能把看过的故事讲给我听。

欣哥没上过几天学 ，因为不幸的他在8岁时便得了病——骨结核，病灶就在胯骨的部位。后来他已经无法行走了，每次到门外玩都是双手扶着我的双肩，用一只脚一跳一跳地走，在场院里也是扶着我站在那看别的孩子们玩游戏……

离开杨湾住到樊村的时候，欣哥已经卧床不起了，他的胯骨化了脓，在大腿外侧有好几个瘘孔，不停的流着脓血，人也瘦的皮包骨头。病成这样了，在天暖的时候把他抬到院子里，他还能给我们大家（有周围住着的小孩子们）讲有趣的故事，组织我们玩一种抢玻璃球的游戏：把许多玻璃球放在他身边，他抓起一把扔出去，我们就抢着去拾，谁拾的多谁就算胜了。只有在看着我们抢得连滚带爬的，欣哥脸上才能看到难得的笑容。

在他的伤口下面垫着布垫子，湿了、脏了我就拿着到河边去洗，记得那时我站在河边，曾心中默默的祷念：“让我哥哥的病快好吧！”

        在回忆60多年前的这段经历时，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惑：“当年从洛宁到梅县，是从哪过去的？我找出了陕西省的地图，仔细查找，原来眉县在西安的西边很远的地方，用尺量了一下，直线距离是600里，妈妈背着2岁的弟弟，领着一个4岁一个6岁的孩子，怎么走完的这一段段漫长的路啊！”

      现在在我脑子里只留了一些片段。

      第一天是沿着简易公路走，到了中午前后，忽然听见有人喊：日本人的飞机来了。人们纷纷离开公路，四散奔逃，公路旁有一个一人多深的防空壕，我也跟着别的人跳了下去，飞机很快就到了我们头顶，他飞的很低，几乎是擦着路边的白杨树捎，我们甚至能看到飞机上坐的人，但是飞机没有仍炸弹，只在头顶上转了2圈就飞走了，有人说这是侦察机，不是轰炸机，可能是把我们当成军队了…….

      飞机走了，人们又开始往前走，我在防空壕里怎么也爬不上来，着急的又哭有喊，旁边的一个人把我举起来，我连滚带爬的到了公路上，追赶妈妈和弟弟去了。

     可能是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轰炸，我们离开了公路，开始走小路，该爬山了，需要上一个一米多高的台阶，台阶上有几个用来上山的小坑，我和大弟弟艰难的爬了上去，走了几步，回头一看，妈妈也正在往上爬，不知为什么她手里拄着的棍子掉了下去，妈妈也差点摔了下去，把我们俩吓坏了，要知道那条山坡的小路下边就是一条河，掉下去就没命了。

      左边是山，右边是一条深沟，沟里哗哗的流着水，我们走在一尺多宽的山路上，人们自然排成了单行，而在这队伍的最后，是我弟弟和背着小弟的妈妈。

      有一天，走着走着，我们实在走不动了，就问妈妈：“我们今天要走到哪才能歇啊？”妈妈把小弟放在地上，蹲下来拉着我们的手说：“你看前面不是有棵树么，走到树那就到了，我知道你俩最能干了，来，你们俩比赛吧，看谁先走到树那！”于是，我们俩真的又快步的走起来，可是那一看，没有房子也没有人家，我们只好坐在树底下等着妈妈…….

      有一次，走到太阳快下山了，我们累的一步也走不动了，只见从远处有一个人牵着一头小毛驴过来了，原来是先到了村里的人们来接我们了，妈妈说，你们俩骑上毛驴走吧，我们俩高兴的被人抱在毛驴背上，弟弟在前我在后，那是我们第一次骑毛驴，还有点害怕呢，那个牵毛驴的叔叔说坐好了，我们走了啊，刚走了没几步，毛驴一低头，弟弟顺着驴的脖子划到了地上，头也摔破了，至今还能看到弟弟留在脑门上的疤痕。

      就这样，每天早上大家都是一块上路，可是走到目的地时就只剩下我们娘4个，早到的人已经吃完饭了。

      最难熬的是当你有病的时候，有一次，我不知道得了什么病，突然发起烧来，嘴唇都烧干了，想找点开水喝，妈妈找到房东，求人家给烧点水，结果水端来以后，辣的根本没法喝，因为他们的锅都是辣的，他们怎么那么爱吃辣椒？

      别的事都不记得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到的眉县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离开樊村的时候，欣哥和我们在一起，可是在路上一次也没有见到他，我想可能是妈妈雇人抬着他走的比我们快，提前到了眉县吧。

昨晚有事，回来的晚，也把老妈的事给耽误了，今天补上。

将近中午的时候，外面的脚步声渐渐小了，妈妈带着老七、老八翻过东墙到邻院去了，那是一个无人管理的果园。我在后面刚要跟着翻过去，外院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我怕暴露妈妈的方向，就急忙离开东墙，跑到南墙根下，和院中另外几个人战战兢兢的站在哪儿。一个日本兵（也可能是为军，记不清了）拿着枪来到后院，走到我们跟前挨个翻我们拿着的东西。我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，里面装着几块干粮，上面盖着个白毛巾，鬼子一把抢过篮子，把干粮扔到地上，只把白毛巾拿走了。

外面更安静了，我也从矮墙上爬到邻院找到妈妈，在一个小土屋中待到了天黑，听到说鬼子走了才回到自己家。到屋里一看，东西扔的乱七八糟到处都是。那天欣哥因病一直躺在屋子里，亲眼看到了日本人的兽性（在回忆欣哥的一篇中，还有详细内容）。

我从此恨透了日本鬼子！！！

樊村使我们家的损失巨大，一个是因为日本人的抢掠，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，连当天一家人的干粮都没有剩下。还有另外一件不幸事，就是当时因为总要跑到村外躲避日本人，妈妈又带着三个孩子，所以接受了邻居的建议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放到一个包袱里埋到村外的草地里。等到走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去找包袱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。

这件事使我们当时的处境愈发困难。不过我记得当时妈妈也没有太难过，这也是妈妈乐观性格的一个实例吧。

经过这一次，大家都认为太危险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所以很快我们就又踏上了逃难之路。

那是在一天的深夜，急促的敲门声把大家从梦中惊醒：“快起来，日本人来了！”大家连忙从床上爬起，也不管是谁的衣服、裤子，拣起一件就一边穿一边往外跑，紫袖红弦还把裤子当成上衣，却怎么也穿不进去。

出了门才知道村子已经被鬼子包围了，我们又赶紧跑回家，房东家藏到了二层阁楼上，妈妈领着我们跑到了后院的牲口棚里，蜷伏在喂牲口的人睡得小土炕上，紧紧地挤在一起。

外面的街上哭声喊声交织在一起，有两个姑娘跑进了院子躲在外院的草堆里，不巧的是有一只鸡也被日本人赶进了草堆，随后进来的鬼子在草堆那一阵乱翻，还好只是抓住了鸡没有发现那两个姑娘。鬼子又来到我们躲的小屋，推开门看了一眼，那时候妈妈才30岁，可是头发已经全白了，像是老太太，鬼子可能是看到老的老，小得小，没什么油水，就出门走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日本鬼子，那时候小，吓得直哆嗦，哪知道更害怕的还在后面。

离开杨湾的那天早晨，行李已经装上马车，突然警报响起，人们立即疏散，离开马路。我拉着弟弟跟爸爸跑到一棵树下，却看见妈妈抱着小弟弟依然站在马车边，四处张望着好象是在找我们，爸爸大声喊她快躲起来。此时飞机已飞到头顶上，妈妈才连忙趴到一个土坑边。所幸飞机并没有扔炸弹，我们躲过一劫。飞机过去了，我们也赶忙上路。

走了一天来到一个叫樊村的地方住下，几天后爸爸又要提前出发了，我们到路边送爸爸，刚学说话的小弟拼命的哭喊着：“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……”这哭声让在场的好多人都掉泪了。现在想来，大家当时大都为了未来的命运在担忧。

昨天的回忆里犯了一个方向错误，更正一下：就是杨湾村在洛河的北边，而樊村是在洛河的南边。

樊村地势较高，站在河边向西望去，可依稀看到洛宁县城，也能看见县城里出来的日伪军。他们如果往北就不会来我们这，如果往南走，村里人就会喊：“日本来了，快跑”，我们就赶紧带着东西跑到庄稼地躲在青纱帐中，有时一躲就是一天。不过总是白躲，日本人并没有来过。

那时人心惶惶，孩子们也都受了感染，只要有人一喊日本来了，小八就赶紧跑到屋里，拿上一条毛巾，一边跑一边喊：日本来了，快跑快跑，常把大家逗笑。

不料有一天日本真的来了。

今天先写到这吧，看来写东西也真不是件轻松的事，这些都是亲身经历的，可也写了两稿，不过有紫袖红弦和浅月的鼓励，我还是蛮有精神的。

很久以来就想回忆一下过去，把那些经历过的写下来，今天在紫袖红弦的鼓励下终于拿起了笔……

我出生在7.7事变那年，降生伊始就伴随了中国的苦难，也是我家庭、亲人的苦难，在那八年里，颠沛流离，无家可归，炮声、枪声陪伴我长大，我的回忆是从有记忆的40年开始的。

逃难的第一站--住在杨湾

在我三岁的时候，大概是40年的秋天，我们住在日本占领的北京，当时爸爸在保定河北省省属机关工作。日本人很快占领了大半个河北，所以省府及下属机关开始往河南退逃，爸爸当时随机关转移，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：欣哥、我和老七追随着爸爸开始了逃难的日子。

开始逃难的时候条件不错，还有马车坐，所以从北京出来几天后就来到了洛阳，在那里找到了来接我们的人，随他来到一个叫杨湾的村庄。在那见到了爸爸，这是我对爸爸的第一印象。

杨湾的位置是在洛阳市南边，洛河的南岸，属洛宁县管辖。

杨湾村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，当时我们住在村边的一家，那是一个二进的院子。房东住里院，我们住外院一溜三间的南屋，一家五口人还算宽敞。

在大致排成一排的住家前面是一个场院，十分平整。场院边上有一个个麦秸垛、石碾子，那空的地方便是我们小孩子的游戏场，跳房子、捉迷藏……可以尽兴的玩。从场院往北，下一个一人多高的台阶是一条马路，木轮车把马路轧了两道深深的沟（车辙），过了这条乡村马路就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了。

记得在那片地里长着可以生吃的嫩豌豆、香瓜、嫩玉米棒子、毛豆和红薯，虽有看地的人，但孩子们总能偷到一些，用火烧着吃，真是香甜极了。

窗户外边是爸爸种的一盆一盆的菊花，开得十分旺，还有一个一个罐里养着很多蟋蟀，每到晚上听着这小虫儿唱歌，也同样十分惬意。

1942年农历7月26日我的第二个弟弟出生在这座房子中，记得那是一天的下午，我们全被赶到房外，只好趴在窗户上听动静，突然哇……哇……的一阵响亮地哭声传来，我们都拍着手跳起来。

这就是现在的八弟小名叫八寄。

杨湾村远离黄河，远离陇海铁路，也就远离了日本人，因此在那战乱的年代，杨湾留给我的记忆只有童年的快乐。

这样的日子并不长，1943年夏天在小弟刚会叫爸爸的时候，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杨湾一带，河北省机关立即仓皇再逃，随后妈妈带着我们也再次走上逃亡之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