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妹，透红的花蕾（2）

1952年，家里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妈妈和我同时当上了人民教师，全家搬到距市区15里的皋兰县的吊场，吃住和教学全在一座大院子里，我在离此20多里的盐场堡小学教小孩，离得远，不能经常回家，帮妈妈干家务的活，过早的转交给了信手。那时妈妈的工资不到50元，我挣30.50元 ，每月发了钱，留下15元伙食费，剩下的尽快的送回家，所以我每个月回一次家。弟妹们见了我特别高兴，我也和大家格外亲， 尤其是感受到信手在迅速长大，她早已不是小累赘，而成了我亲密的助手。半年后，我也调到妈妈教书的学校。

       有一个夏天的  中午，放学回到家，（那时已经搬到校外住了）大家都是又热又饿，围站在妈妈身后，等着吃她做的卤面，妈妈做好了一锅卤，端下了火炉，一转身，只听见“呀”的一声惨叫，不知怎么，一锅热汤全泼撒在信手的腿上，妈妈把锅一扔，忙拿抹布去擦，剪开了裤 腿看时，只见一条腿全烫红了，妈妈心疼得了不得，我们全傻了。过了一阵儿 再看时，只见擦过的地方，已没了皮，没擦着的地方，起了泡，当时在村里，缺医少药，妈妈只能找些偏方来治，记得有蛋清，香油等等，那一段时间，信手只能躺在席子上呆着，真难为了只有8岁的小九妹了。更难能可贵的是妹妹没哭过，也没喊过痛，只是默默的自己忍着那所有的痛苦，这里，妹妹表现了坚强，坚韧和善解人意，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做的这么好嘛？

      妹妹真的就这样在我的旁边，在欢乐和磨难中，长大了。

     55年那个不幸的春天，妈妈被确诊为直肠癌，妹妹和沙舟伴随妈妈回了北京，从此，妹妹负担着照顾重病的妈妈和年幼的沙舟，

替她所有的哥哥姐姐尽心尽力，沙舟说的话：“对我来说，姐姐和妈妈，我分不清。”这句叫人掉泪的话，不正是对当时情况的最恰当的描述吗？而那时，我已过早的成了“泼出去的水”，没能为妹妹分担什么。

     十年浩劫，天各一方，我和妹妹难得长聚，妹妹住在北京，继承了爸妈的责任。每次到妹妹家，都受到盛情款待，我的孩子说，小姨待人接物，性格脾气，是你们姊妹中最好的，我也有同感。现在妹妹已到花甲之年，我也将近古稀，我们彼此更加思念。当回忆过去时，发现妹妹的最美好的那段岁月，竟知之甚少，我在听着《九妹》这支歌时，自然浮想联翩，凭着星星点点的记忆，想象着那时九妹的风采，我确信，我的九妹永远是我心中那枝透红的花蕾！

•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骆驼巷和沙舟       

50 多年前的骆驼巷，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在兰州西哨门外，从小西湖往南走   两里地，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街，就是骆驼巷。它不很长，东头宽，过了10号大门以后，就变窄了，路南是山，山坡上有防空洞，路北才有住家。杨季明家是二十几号，我们还住过13号，最后住的是10号，沙舟就在这个院里出生。

10号院往东走，有几家小商店，紧挨着的是一家的外墙，那个院里有一棵高大的桑树，树枝伸到了马路上，信手就是在这棵树荫下，被马碰倒的。十号门前有一条向西北走的马路，有时有汽车从那里上山。

十号院挺大，有一个东院，院里的房子是新的，屋内是红漆木地板，红的柱子，雕花的窗，院里种了许多花，像是一位达官贵人的府邸，但不知这家跑到哪儿去了，现在住着解放军的机关。西院分成三进院，前院开一家磨面坊，（咱家也经营过几个月）中，后两院住着七八家，给东院执勤的战士，也住在这里。我家住北屋三间，一明两暗，冬天都挤在一间屋里。

1950年除夕，妈妈放下刚刚给我绱好的鞋，忍着临产前的阵痛，布置完该干的活，便躺下休息。我第一才被委以重任，带着新鲜劲，带着兴奋，开始一显身手：把煤炉烧的旺旺的，在火上架上洗脸盆，把剪子，一块白布，一条结实的白线，煮在盆里，……，30 分钟后，捞出来，晾在一边备者，这时，夜深了，信手早已进入梦乡，紫袖钻在被窝里缠着爸爸给我俩讲故事。我坐在方凳上，等待着。渐渐的，我也露出了睏劲，妈说，你也先睡吧。我便赶紧脱鞋上床，刚站到床沿上，妈突然大声说：“不行了，你快去叫人！”我跳下床，穿好衣服，就往外走，我知道那个小家伙马上要到了。我要去找的是一个开酱坊的河北老乡家的刘大娘，是事先约好的，她家住在16号。

我一路小跑着到了刘家，只见大娘正在梳头，我气喘嘘嘘的说明来意，大娘却说别急，一面慢条斯理的继续梳着那已经很整齐的头发，我都快急死了，又不好意思再催，好不容易的，我俩出了他家的门，她的一双小脚，慢慢的，终于到了我家，一进院，她听到了小孩的哭声，这才急了，三脚两步的进了屋，沙舟大声哭着两脚乱蹬，大娘麻利的处理完，不顾其他，忙把小生命揣到怀中，一面不停的念叨：“把我的小宝冻坏了，还是个大胖小子呢。”她用自己的体温暖着孩子。

  爸爸说：“这孩子命大，又生在骆驼巷，就叫骆驼吧。”他给贫困的家庭带来很多欢乐，爸爸有时把他顶到头上，有时把他扔的高高的，爸爸说：“别人叫落是落后的落，我家的骆是骆驼的骆。”话里透着无比的自豪。

  他渐渐长大了，也变的调皮了，我每天放学回家，一进大门，就总能听到他的哭声，妈妈说：“刚才还玩的好好的，知道你要回来了，他就哭，为了让你抱他。”我很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放学？什么时候该哭？

  那年暑假，我上了中学，整天不在家，白天妈妈又要干活，又要照顾他，实在忙不过来，开学半个月后，我就辍学回家，专职看着他了，直到他会走了，我才又去上学。

  冬天的晚上，每次给他脱了棉裤，该睡觉了，他都特别高兴，在床上又蹦又跳，不知是为什么，有一次，妈妈把棉裤腿翻了过来，仔细一看，原来裤筒里爬满了虱子，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可怜的他不会说话，挨了咬也没办法告诉别人，再看他的腿上，都咬的一片一片的红，把大家都心疼坏了。

到了北京，我们在同一所小学读书，紫袖能记得我演节目，连唱带跳舞，“树上小鸟啼，江畔帆影移”，我记得最深的是46年的儿童节。

那天，公园免费开放，一大早，我们三人（另一个是我的同班魏静敏）坐有轨电车去了中山公园。到了大门口就傻了，那么多的人都在挤，有进的，还有出的，我们拉手往里挤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被挤散了，进去了，只剩我和魏，紫袖不知到那去了，我俩急坏了，先在里边找，没有，又挤到大门外找，没有，再挤进去找，还是没有，就这么来回的找，已经到了傍晚，我俩没辙了，公园的人很少了，只好拖着一身疲惫往家走，我们没坐车，是还希望能在路上找到紫袖。一直到了胡同口，看见了爷爷，我一下子扑到爷爷的怀里大哭起来，说：我把弟弟丢了！爷爷说快别哭了，他早就到家了！我听了，又喜又气，弟弟没丢？太好了，不然，怎么交待！可是怎么没人去告诉我们？可怜我俩在公园着急的找了一天，始终没敢离开大门，公园里有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，这个节过的太窝囊了，不过，这是我记得的唯一的一个儿童节。

住在北池子，有一次，大人给了票，让去看电影（现在想可能他们要打牌，才这样做的），快到开演时间了，给我们叫了三轮，我和紫袖兴高彩烈的上了车，走到了西长安街，三轮车工人走的靠马路中间，忽然听到大汽车呼啸的声音，只见一辆军用大卡擦着我们的车飞驰而过，三轮车工人倒在了车左边，我俩跳在车右侧的马路上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，都不知道了，我们三人都没伤着，三轮车的左后轮被轧聾了。

去兰州时，曾在呼市（那时叫归绥）住了几天，天天没事，我和紫袖跑到破城墙头上，砸瓦片，自制棋子，砸园了，磨评了，光了，再贴上纸，写上车，马，炮等，画个棋盘，就可以下了，那时，我们都还不会下，我常常是当头炮，打了当头卒再架上重炮将吃老将，紫袖说我的棋厉害，真叫我无地自容。

说起做棋子，那做的多了，我们合作的好，也有生气的时候，记的有一次，我生气了威胁说要把刚做成的棋（纸质的）烧了，紫袖不说话，我就把棋子全扔到炉子里，真霸道！没过一会，和好了，又开始做下一副了。

在兰州，踢键子，花样很多，按触键子的部位，分里（脚内侧），外（脚外侧），杠（小腿前部），墩（屈腿膝上部），尖（脚面前部）落（墩了以后毽子落在脚面上），跳（将一只脚放在另一条腿后踢）。有一次和另一家赛，我俩输了，紫袖在家使劲练，还数着：一次一落，两次两落，三次两落... 类似打篮球统计几投几中，直到最后我们赢了，才罢休。

我俩干家务，有分工，我的活干不完，紫袖总帮我，或站在一边，直到我们把活干完，一块出去。

在北池子时，有一次，住在前面楼的李姓两兄妹把我打哭了，二哥和紫袖打到了李家，去给我“报仇”，

真如当今铁哥们!

紫袖和我在兰分手后，就再也没有了那样的机会，到现在，时隔56年，可是，闭上眼，紫袖依稀就在我旁边，我们还在一起，做我们喜欢的实事。我的视线模糊了，打住吧！